標準之爭再起，校車標準又成輿論熱點。在這場爭論中，政府部門和一些廠家持有的“美國式的大鼻子校車不適合中國國情”的觀點激起了公憤。

　　其實，在有關校車保障的財政政策出臺之前，沸沸揚揚的標準之爭，并無太多的意義。就如同在食材買好之前，菜譜并不重要一樣。但無論如何，既然有爭論，不妨把道理說明白。

　　批判“國情說”的輿論里，最常見理由就是，中國有龐大的三公消費。這的確是中國社會的現實。但一些評論者在處理“應然”和“實然”的時候，卻搞錯了邏輯。要知道，如果說三公消費這一“實然”限制了校車保障乃至道路拓寬的種種“應然”，那么，要以削減三公消費這一“應然”，為校車提高標準這一“應然”做背書，削減三公消費這一“應然”就得先變“實然”。

　　而指望用校車標準去制止三公消費，這已經不能說是緣木求魚，而是南轅北轍。顯然，這不是校車問題，而是基層政府、人大、群眾之間的關系問題。而這顯然是一個長期過程，一方面，我們需要不斷抗爭種種不如意、不公平的實然，但同時也必須以這種實然為基礎來折中。

　　而且，即使假設這筆錢到位了，也還有很多更需要的地方。比如，漏雨的校舍、破舊的道路。實際上，江蘇校車事故的悲劇正是因為一邊靠近水渠的土路坍塌，也就是說，美式校車也許反而更不安全。稍有中國鄉村生活經驗的人知道，即使在東部富裕地區，只要離開縣域中心不遠，即使工廠連片、民眾富裕，路況也會極不好。要知道，從民眾富裕到公共設施優良，就經濟規律而言需要多年的積累。

　　正是有鑒于這樣的現實，我們必須在美式大鼻子校車標準與中國的現實國情之間，尋找最合適的妥協。其實，標準從來都是妥協的產物，是在成本和效用之間的妥協。標準本身是中立的，不為企業利益折腰，但為了它要保護的人，它卻必須考慮成本，因為成本也是標準所保護的人的利益。

　　其實，安全從來就是成本和利益妥協的產物。六個安全氣囊的車，兩個安全氣囊的車，與摩托車，價格不同，安全性也不同，這都為消費者所接受。對于校車而言，如果沒有完全的公共資金投入，校車就不是公共品，而是家長花錢買的，實際上就是個典型的私人物品。那么，強制高標準的大鼻子校車就是一種強制性的消費，家長不愿意承擔每個月高額的費用，并非其喪盡天良，而是一種自然的成本、風險考慮。由此可見，成本從來都是和風險糾纏在一起的，從來都沒有不計成本的安全。

　　雖然很難，但客觀而冷靜的思索后，得接受這樣一個事實：孩子的安全也不是毫無成本底線的。我國交通事故的死亡概率是十萬分之五左右，以此推算，只要每年有那么多孩子在路上，再安全的校車也仍然會出事故，導致傷亡。若要不顧一切的避免事故，只能是教師上門教學。這能做到，問題只在于成本，而不在于其他。

　　所以，校車安全標準必然是成本和效用的權衡。而安全標準只需達到最低，在標準之上，就要由市場來權衡。而最明白這個權衡的，不是北京的官員和廠家，而是無數的家長和學校。只要家長能負擔，標準低了，他們自會尋求更好的校車;但如果家長負擔不起，高標準的大鼻子反而會招來埋怨。現在，輿論的目光都放在官員身上，而不是家長身上，這隱含了這樣一種假設：相信有些人是最高尚、最愛孩子的，所以全權交給他們處理。

　　形成這種輿論的原因，雖然有輿論面對不公的憤懣情緒，卻同樣源自另一種現實：中國的教育是單一價值觀的灌輸，缺乏辯證思維的培養，導致實踐中“天真的完美”壓倒了“世故的折中”。最近諸多標準之爭，背后當然有利益的爭端，但也有這兩種邏輯的碰撞。

　　但是，一個重要的事實卻被忽略，那就是：不管是標準的制定者，還是民間的呼吁者，他們所艷羨的美國校車標準，其最本質的根源卻是這樣一些思想：政府應該是小的，稅款是納稅人的，權力是需要被關進籠子里的，市場總會選擇最合適的，成本和收益是需要市場來進行衡量的。這些典型的“世故的折中”，正是塑造今日美國校車的最終推動力。

　　(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項目研究員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