校車安全首次進入政府工作報告。昨天上午，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，要加強校車安全管理，確保孩子們的人身安全。在昨天下午的分組討論中，對校車安全問題，委員們紛紛表達了自己的看法。

　　校車監管卻仍然漏洞百出

　　“校車，注定成為2011年一個最悲傷、最火爆的教育詞語。校車安全，到底離我們有多遠?”全國政協委員、西南大學副校長李明說。

　　去年不斷發生校車安全的慘劇，這說明什么?李明表示，這問題說明徹查校車安全有走過場之嫌，不但要依法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，更要吸取教訓，找到維護校車安全的真正薄弱環節。多起校車事故的發生，直接原因有很多，但不容忽視的是，地方政府、部門執法監管的不到位。面包車超載、用有隱患車輛運學生，這些違法違規現象如果早得到制止，恐怕也不會有悲劇發生。

　　“校車安全有賴于制度的完善，也急需地方政府、部門真正依法履行職責。”李明表示，只要各地及相關部門切實負起責任，按照現在的法律規章管好校車，也能在很大程度上，避免此類惡性事故的發生。否則，再好的條例規章也難以發揮作用。

　　農村學生對校車需求較大

　　全國政協委員、南開大學數學研究所所長、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偉平介紹說，目前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都是“劃片招生、就近入學”，城市中學生家庭住址一般距離學校不遠，校車需求不大。坐校車的學生中，“流動人口的小孩、農村留守兒童占很大比重”。

　　據介紹，“黑校車”、“超載校車”多集中于中西部、農村地區、城市外來人口聚集區、城鄉接合部。有專家統計近5年媒體報道的74起校車安全事故數據后發現，在死亡人數中有74%是農村學生;49%的校車事故發生在義務教育階段，50%在幼兒園。

　　“農村學生對校車需求較大的原因，是因為撤鄉并鎮帶來學區及學校布局調整，學區服務覆蓋面加大，導致部分學生路途偏遠必須乘車，尤其是農村中小學和幼兒園;同時，為爭奪生源，部分城鄉民辦幼兒園主動出車接送學生。” 張偉平告訴記者。

　　那么，為何屢屢出現校車“瘋狂超載”?張偉平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：首先，社會車輛兼營學生接送是為增加收入，若收費高則無競爭力，因此超員超載、薄利多銷成其盈利的主要途徑。其次，這些接送車輛車主、駕駛員存在僥幸心理，認為核定載客人數是成年人，小學生、幼兒體重輕，兩個都抵不上一個成年人。第三，因為學生住家分散、正規營運公交沒有向街道、村組延伸，因此這類車輛大多在鄉鎮內的村級公路上行駛，由于交警、路政稽查人員較少，駕駛員認為車況差一點沒關系。

　　“九龍治水”管不好校車

　　“九龍治水管理不好校車，這么多部門管不好一個小小的校車，管的時候各部門都想分一杯羹，想的都是管了有什么好處。”全國政協委員邵國培說，校車管理和食品安全都是一個問題，主要是體制“九龍治水”，一旦校車出現了問題，各部門都在推來推去。

　　“粗粗算了一下，校車安全管理主體多達十幾個之多，包括學校、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，以及國家財政、教育行政、工業與信息化、公安交通運輸、產品質量監管等，幾乎你能想到的都被涵蓋在內。”邵國培說，如此長的管理鏈條，難免會出現“九龍治水”、“十幾個部門管不好一輛校車”的情況。

　　“一個是工作銜接的問題，譬如會不會出現各自為政的情況?二是管理權限的問題，即誰管誰。”邵國培說，這些部門都是“忙人”，大小事務繁重，校車工作可能僅是其中一項，能不能管得過來?是不是愿意花足夠多的精力去管?

　　校車安全問題事關重大

　　對于校車安全問題，全國政協委員、九三學社天津市委副主委、天津市眼科醫院副院長孫豐源表示，校車安全問題不是一個單方面的問題，而是與社會文明、社會安全、經濟狀況、文化水平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。

　　“校車上坐的都是孩子，孩子是國家的未來，一旦孩子出事，那可不得了，這事牽涉到社會的方面就會很大。”孫豐源說，發生校車事故，政府要負有一定的責任，營運部門、監管部門和家長也都有責任，校車的問題突顯出現在的營運部門、監管部門態度淡漠，有的家長意識也很淡薄，校車超載時，司機的意識也很淡薄。解決校車安全問題，需要從管理的角度多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