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日前舉辦的農村學校布局調整研討會上，專家建議調整“撤點并校”政策。統計顯示，從2000年至2010年，農村小學數量減少了52.1%。學者劉善槐指出，撤校后學生上學距離平均變遠4.05公里，安全隱患增加;住宿生的平均年花費是1157.38元，成為農村家庭的額外開支。

　　始于2001年的撤點并校政策，至今已施行11年，原是為了優化農村教育資源，如今，兩面性充分暴露出來。近幾年，上學難、輟學現象以及校車事故等，都大大削弱了公眾對這一善政的良性預期，在城市化不可逆轉、撤并難言到位的前提下，顯然有必要對撤點并校政策作整體重估和再調整。

　　撤點并校的宏觀方向是需要肯定的。傳統的“村村有小學，鄉鄉有初中”的教學布局，方便了就學，卻也造成了管理的混亂，更無助于扭轉農村教育資源的分布不均;加上隨遷子女的增多以及教育財政體制的改革，“村村辦學”必然導致教育投資效益低下，這些因素都對重新布局教育資源提出了剛性要求。因此，中央在2001年鋪開了撤并政策，并迅速推進，到2007年就撤并近1/2至2/3的教學點。

　　實施撤點并校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人口減少，但實際上1998到2007九年間，全國學校數目減少了47.50%，而人口減少了24.30%，這表明，撤并進程并未與人口數緊密掛鉤，而是呈現出躍進的傾向。脫離了人口這一基本參照后，政策的懸空使其負面效果逐漸顯現并放大。受教育成本增加，輟學現象加劇，學校管理負擔加重，兒童過早被寄宿制束縛身心，巨型學校、巨型班級影響教學質量，上學安全隱患難以消弭……這一系列問題，都是撤點并校駛入誤區的結果，它的資源優化配置功能也因此被弱化。

　　撤點并校駛入誤區的原因是撤并速度與質量失去了平衡，撤并由傳統的“點多面廣”的極端走向了“高度集約”的極端。更深層次的問題是，撤點并校在責任的劃分上自始至終都模糊不清，教育主管部門與學校、學校與學生各應擔負多少政策成本，缺乏比較細致、嚴謹的依據。

　　撤點并校的指導原則是“因地制宜調整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”，這避免了一刀切，卻也賦予了地方過大的裁量權。由于撤并與否，直接對應著各級教育主管部門的管理成本，因而不少地方為縮減自身負擔盲目撤并，將這部分成本轉嫁給了家長及學生。尤其是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由原來的“三級辦學兩級管理”(縣、鄉、村辦學，縣、鄉兩級管理)，改為以縣為主的新體制，稅費改革取消了教育集資和教育費附加之后，為了緩解農村教育面臨的財政緊張，基層往往熱衷于大躍進式地撤并教學點以泄壓。

　　基層的辦學壓力不應該轉移到百姓身上。撤點并校的推行，是為了追求資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，這本質上還是服務于減輕學校、學生負擔。那么，撤并政策要想實現其價值，就必須厘清各方的職責、所應擔負的政策成本，而不是僅僅設定一個大的框架，然后任由地方自由拿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