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段時間，農村校車悲劇頻頻發生，原因可能比較復雜，但無法否認，“撤點并校”，使農村學生上學的路越來越遠，是引發悲劇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　　因為農村學齡人口大幅下降，自2001年開始，農村小學“撤點并校”，農村小學數隨之便大幅減少。2000年，我國農村小學有440284所，到2010年，則只剩下210894所了，農村小學數量十年減少了52.1%。這樣調整的好處是明顯的：提高了校舍的單位面積，提高了辦學資金的利用率，降低了當地政府用于辦學的成本，避免了偏遠地區一所小學只有少數幾個學生的狀況。但是，這樣調整的負面效果也非常突出：撤校后學生上學距離平均變遠4.05公里，安全隱患增加;住宿生的平均年花費為1157.38元，成為農村家庭的額外開支。這也就是說，農村小學“撤點并校”的結果是，政府的支出減輕了，農民的負擔加重了。部分政府的經濟成本轉嫁為農民的經濟成本、學生的時間成本和安全風險。于是，一些本不該發生的發生了：農村孩子輟學的多了，校車事故頻頻上演……

　　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：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，應該是什么?

　　由于大學收費越來越高，底層百姓，尤其是農村家庭，實在承受不了這難以承受之重，有人便因此得出了這樣一種結論：大學學費將阻斷萬千貧寒學子的上升之路。這很難說沒有一點道理。如果因為一些改革考慮不周，就使得有些農村孩子的義務教育都將難以完成，這對農村孩子來說，就更不幸了，也太不公平了。

　　對于“撤點并校”的一些問題，看來教育主管部門已經有所認識。教育部教育發展中心基礎教育研究室主任汪明表示，農村教育辦學重心應該適當下移。教育部部長袁貴仁也承認，一些學校的撤并，存在工作簡單化、程序不規范以及撤并后辦學條件沒有跟上的問題。他表示，將明確學校撤并的思路原則，慎重對待學校的撤并，充分考慮學生上下學的方便、交通安全、寄宿學校條件等多種因素。

　　鄧小平同志曾經提出，衡量一項改革的是非得失，只能是三個有利于，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，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，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。其實，提高生產力也好，增強國力也罷，歸根結底還是讓全體人民生活得更美好。可以說這才是改革的出發點，也才是改革的最終目的。當前，改革已經步入“深水區”。步入“深水區”的改革更復雜，難度更大。但不管如何，都應該堅持一條，這就是：涉及群眾的改革，都應該把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，把群眾滿意不滿意作為試金石。如果不是這樣，雖然有這好那好，但老百姓沒有切身體驗，得不到好處，甚至更嚴重的是與民爭利，那這樣的改革，就背離改革的初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