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輛校車實有座位228個，向教育部門申報補貼時，座位數卻變成了536個，以此多冒領財政補貼近10萬元。據媒體報道，沈陽市于洪區相關部門正在對這起冒領財政補貼事件調查追責。

　　從常識來說，核準校車實有座位數并不難，可校車公司稱“把數字粘貼錯了”，教育部門稱“疏忽大意”，如此狡辯很讓人痛恨。在現實國情中，誰都知道“蓋章”最難，然而有人卻“過關斬將”把教育、運輸、交管、公安等部門的6個紅章給湊齊了，輕而易舉地成功冒領校車補貼。

　　面對這些問題，我們常常提出健全制度、加強監管，這自然是極其重要的基礎性建設。冒領校車補貼，且不說背后是否有暗箱操作和貓兒膩，看似表面上不過是為了點兒錢。但6個公章“失守”，意味著在校車這個關乎孩子安全的問題上，我們仍缺乏必要的警惕。如果我們連校車座位數都無法弄明白，那事關校車安全的方方面面同樣面臨著“失守”的危險。

　　畢竟，孩子是一個特殊群體，他們是絕對的弱勢群體。為了保障孩子安全成長，所有制度設計的重要原則就是“為孩子讓路”，這也是世界各國普遍恪守的社會道義和價值倫理。各個國家也都在相關法律和政策中特別強調對孩子權益的重點保護。比如，在校車問題上，美國明文規定，校車的安全指數要遠遠高于其他普通車輛，而且對校車運營機構的資歷核查與安全監管極為嚴格。

　　但冒領校車補貼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——僅僅依靠條文無法保護孩子的安全。根據當地規定，每輛校車都要經過6個部門蓋章審核，然而這個審批鏈條卻集體“失明”了。這種“失明”并不完全是制度和監管問題，有時候是來自人心的“惡”放縱了制度的彈性，制度的籠子經不住人心的腐蝕。更何況，制度和監管百密總有一疏，在制度和監管所無法達到的地方，需要人的道義去彌補。

　　同時，在孩子面前，給予足夠的關愛和保護，這是各級行政部門應該悉心守護并踐行的執法道義。《未成年人保護法》、《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》、《校車安全管理條例》的出臺，基本初衷和宗旨就是要給孩子特別的“照顧”，其中流淌的是帶著溫度的關愛和道義。從甘肅正寧校車事件開始，我們猛然覺醒，隨后出臺了《校車安全管理條例》，在國家立法層面賦予校車更多“特權”。然而，校車補貼冒領事件提醒我們，仍有許多人在孩子的生命安全上顯得如此草率，隨意地蓋下公章，他們本應秉承的執法道義去哪兒了?

　　其實，政府不僅需要在孩子的校車、食品、校舍等問題上“關愛有加”，在對孩子的行政瀆職問題上也必須“加倍懲罰”，而這同樣是執法道義的一部分。這里潛在的法制倫理是，針對孩子的職務瀆職比其他性質的職務瀆職更不可饒恕。因此，除了刑事犯罪，法律還應該關注面對孩子的各種隱性的、變著花樣的職務瀆職，并將其納入法制懲處的條文框架中，尤其是在懲處力度上要給出更嚴厲的標準，如此才能從根本上保證那些紅章真正兌現孩子們的生命之托。